第36章 岗前培训:实习期的磨砺(二)

第36章 岗前培训 实习期的磨砺(二)

然而你也不能小看这点区别:古代的官场传统,大抵是进场不易出场更难,一旦进入正式编制,只要大错不犯,哪怕尸位素餐当个庸官,也能凭年资铨叙晋阶加工资(俸料),哪一样待遇都少不了他,所以这种制度改革的消极一面,便是导致了宋史上着名的“冗官”现象,即官员队伍膨胀,行政开支暴涨。相反,宋朝对胥吏即机关一般办事文员的考试上岗、见习授职等有关制度的制定,倒是比前代更加细密。如,无论京师百司还是地方官署新招吏员,都有严格的报名条件,初步删汰后再举行考试,考试内容除书算等基本功外,还要“问律及疏,所对合格,复口诵之,以防怀挟传授之弊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○五)。若系报考中书门下后省谏院等中央机关的吏职,更于书算法令之外,加试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等儒家经典。给一篇经书让你校对纠讹,再给一篇让你诵读,“精熟而无脱错即不及十字为合格”。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自述“自幼曾攻经史”,看来并非虚语。通过考试后,一律从“习学公事”即从见习生干起,通称“实习吏”,等业务精熟后,如本机关的吏职编制已满,也只能算“额外吏”。只有等到补上缺额成为“正额吏”,才算正式端住了吃公家饭的碗。若是“习学”三年仍不合格,请你走路,不像科举出身者一朝试官便是只进不出了。

通过宋代官制和吏制的两相对照,可以设想吏员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但公务老练,而且兼备才学,但是囿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官尊吏卑的等级观念,尽管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要比许多凭科举入仕的官员强出许多,但政治待遇、个人前途和合法收入远远不能与后者相比。这种有失公平的现象长期郁积的后果,便是自唐宋以降,“吏道”愈来愈坏——不少人把才能用在蒙骗玩弄上司,暗中把持权柄,乃至敲诈勒索、贪污索贿上,老百姓印象中“污吏”比“贪官”更坏更多,其中就有这个缘故。《梦溪笔谈》里记有一事: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时,号称“明察”。有个人犯法,按律当受脊杖,便去贿赂值堂书吏。书吏受赃后,教唆他届时应该如何表现,我自会怎样配合,包你不吃板子,结果真是犯人从轻发落。作者沈括感叹,老包自以为“抑吏势,不知已为[吏]所卖矣”。包拯在宋代官僚中算是出名的能员,尚且被吏胥操纵而不自觉,遑论其他入仕不久的知识分子,或虽能“做官”却不会“做事”的平庸之辈?分类汇编南宋官府文书的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里,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县们的警告:“全是吏人世界,知县所知何事?”大抵便是彼时官员的行政能力普遍不及吏职的写照。

朱元璋为解决文化水平与实际能力脱节的矛盾,曾罢废考试选官的传统,最后才想出个进士“观政”的办法。

创建明朝的朱元璋来自民间,对于这种“任你官清似水,怎敌吏猾如油”的积弊太熟悉了,所以他重开科举时,特别关照要在各省乡试中加入考试骑、射、书、算、律的内容,以此提高科举入仕者处理实务的能力。但搞了一段时间后便发现理论与实践依然脱节,“观其文词,若可有为,及试用之,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”(《弇山堂别集》卷八一),失望之下竟下诏停办科举。其后,这位一心想把吏治搞好的开国君主尝试过各种选官办法,但实践证明都取代不了科举选才的总体优势,结果科考停办十年后又恢复。不过,这一次又有改革,就是取消宋代马上给登第者授官的惯例,除殿试名列前茅的少数人送往翰林院作为高级官员后备人才进修外,其余都分到中央各部院“观政”,就是到现场观看国家机器如何运转的过程,期限是三个月。“观政期满[而]未能授官者,曰某部办事进士”(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九),就是做见习人员。《明会典》卷五记:“凡进士选除,洪武年间定,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,第二名第三名除编修,其余分送各衙门内办事,内外以次兼除”,即根据编制缺额情况陆续授职。因知朱元璋想出来的这个培训上岗的办法,已被沿袭成为一个制度。

观政或办事进士是见习官员,不是正式官员,享有一定品级的正俸,也有节假,但不享受正式官员的其他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。见习期间,“俱要习学刑名,谙晓吏事,每月俱听堂上官考试两次,候取选之日分别勤惰,开送吏部参酌使用”(《嘉靖新例》),就是说,见习时的考察成绩和长官评语,都是日后正式授官时的参考材料。“习学刑名”要背书,“谙晓吏事”须在实践中见效果,所以进士们由“观政”转入“办事”阶段后,都由领导分派一些具体工作,假如该机关正逢事务繁剧,而见习人员又比较能干,则“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”,唯“于公文并不署押”。照朱元璋的解释,这是“恐现任官不才,有累进士,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,倘有事务差迟,罪归现任,特意优容进士”(《大诰》第六八),听起来像是保护见习者的优惠政策,其实同唐宋时的“试官”一样,光叫你做事,不给权力。

然而逢到国有大政开会讨论时,观政或办事进士的发言权与现任官相等,最有名的事例是明世宗即位之初的“大礼仪”,新科进士张璁“时在部观政”,但上疏发表意见敢与首辅杨廷和、礼部尚书毛澄等众多大臣相抗,以此赢得皇帝赏识,观政期满便授南京刑部主事,后来提拔至首辅。还有明孝宗时的李文祥和孙磐两进士,都是在观政期间便上疏痛斥宦官专权,要求整顿朝纲,这在当时的环境是在冒个人前途的风险,所以《明史》在他们的传记后给予赞语,“甫释褐观政,未列庶位”,就敢“抵触权幸,指斥乘舆”,“抑尤人所难能者矣”(《明史》卷一八九)。

不过,由于进士“观政”或“办事”都以中央部院为见习单位,并非下基层历练,因而就总体情况看,能学到的多半还是怎样“做官”,而非“做事”。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十六中,有一段描述,道是新科进士们在各部院观政,专学见上司、见堂属、见同寅、见前后辈的不同礼仪,以及“轮日会饮,吉凶庆吊”等官场应酬的“学问”,甫入仕途,便把“权势之浓淡,人情之冷热”这一套全参透了,“一一盘踞于胸中,欲他日之恬退自安,得乎”?这种流于形式的见习制度,终究未能使明代官员的整体行政能力超过宋代多少。

一个部门有许多见习官员排队等缺,同时在各种名目的“差遣”中接受考察,此乃清代官场上的常见现象。

清朝在继承明朝官吏见习制度的同时,有所改进,凡科举登第、大挑举人、捐纳保荐等候选官员,都要见习一定期限后才能甄别实授,若留在京师供职的,叫分衙门学习行走,“学习”就是见习。如“费淳,乾隆二十八年进士,分发刑部学习,三十二年补主事”,见习期是四年;“张诚基,乾隆三十四年进士,分户部学习,三十七年补浙江司主事”,见习期是三年。若分配做外官,就叫发省差委试用,如“柴大纪,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,分发福建试用,三十六年九月补授福建水师提标左营守备”,见习期达八年;“荆道乾,乾隆二十四年举人,大挑知县,三十一年签发湖南,四十二年补麻阳县”。见习期达十一年。这些引文,都取自清代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,但是等到后人根据这些履历式的稿本编修史传时,就会因笔法简练而使不谙这些具体制度的读者形成误解,比如《清史稿》卷三四三的费淳传,其写法便是“乾隆二十八年进士,授刑部主事”,岂知他果真当上主事要再等四年呢。

上述引文中,各人的见习期有长有短,大抵主要看依编制而定的实职岗位是否出缺。科举三年一考,缺分却未必衔接得上,一个机关同时有多个见习官员排队等缺,在清代是常见现象,如前述荆道乾的知县候补就足足等了十一年。对于等缺时间较长而又能实心“办事”的见习官员,上司会设法安排一些“差遣”帮他们增加收入,因为见习期间只有一点俸禄可得,不比正式官员有其他各种名目的贴补与外快,可交际应酬一样都不能少,借债见习几乎是免不了的。所谓差遣,如在刑部见习可以派出去查办案件或巡狱录囚,在户部见习可以派出去清理漕运盐务,在都察院见习可以出巡按察,虽然大多不能独立行使职权,要随老官僚一起,却都是耍官威弄油水的好机会。此外,科考中的各省乡试,需要大批能够阅卷的分房考官,往往也从在京见习等缺的进士中选取,这更是既收门生又获贽敬(即举人送给考官的礼金)的美差。

但是美差并非轻易可得,其中有许多人情世故,所以难耐寂寞而又无经济后援的人往往以省亲扫墓为辞,请假还乡,反正进士是遇缺即补的“老虎班”,不怕你把我漏掉了。比如康有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那年,为殿试二甲第四十八名,有的辞书条目说是授工部主事,但未就职,这是不了解进士登第俱要分衙门见习的误会。史实是康有为仅得到一个主事官阶,但先要“学习行走”,满一定期限后还要等缺,不存在马上就职的可能性。再则我们可以从他的自编年谱里看见,他在分发工部后,参加了朝考,复以工部见习官员的身份要求本部堂官代为递奏上皇帝的万言书,光绪帝看到他“以京城街道芜秽,请修街道”的附片后,“交工部会同八旗及顺天府街道厅会议”,他也出席了会议——因为见习官员是有参加部会并发表意见的权利的。凡此,都说明康有为最初是去工部报到并开始见习的。但是工部堂官李文田压制他,修路会议的结果也使他大失所望,这才令他拂袖而去,全身心地投入组织强学会、编印《中外纪闻》等推动变法维新的活动,在规定的期限内,自己炒了单位的鱿鱼。

前文讲到清朝对明朝的见习制度有所改进,特指发省差委试用,就是让等缺官员去地方上见习。有部《镜湖自撰年谱》,作者段光清以举人身份于道光二十四年参加大挑,以一等知县分发浙江,兹略引年谱自述,看看他是怎样“见习”的:在京拿到吏部凭证后,先回故乡安徽办理介绍信等,再借一笔债,旋由安庆渡江赴浙江。到湖州时,因知府罗澹村是同乡,便寄宿知府衙门,“澹村或亲问案,余必自旁观之”,这是自觉性高,在赴省途中就开始学习起来。到省城杭州后,拜首县,见首府,禀见两司巡抚,“自是以后,每逢三、八、五、十日期随班上衙门”参加衙参,出席例会,常被巡抚调去“对本阅卷”,即参加地方国立学校考试阅卷事务;又“每夜自提灯笼,步行街道”,参加杭州的分段夜巡;有时因首县约请,相帮讯问刑案或处理民事词讼;又奉巡抚和按察使委派清厘严州所属六县监狱。这个差使是有油水的,“各县须送程仪,候补未经署事者,每多收程仪”,即前文所说差遣就是让见习者调剂收入的。作者自称没收钱,对人说这一次录囚清狱,是巡抚为太夫人祈福,如收钱就体现不出为老太太修福的诚心了。此言传到抚台,巡抚欢喜,再派他一次考差补偿后,“奉委署建德县事”,即代理建德知县。此时已是道光二十六年八月。在这两年多见习期里,可谓理民、断案、学务、狱政样样历练,连官场上面面俱到的应酬和取悦上司的窍门也得融会贯通(这就是其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得署理知县的缘故),所以此人后来有“能员”之称,一直升到浙江按察使,最后因太平军攻克杭州才断了仕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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