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是有志于实现大明帝国伟大复兴的领导人，也是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导人，当然也是自信满满、自视甚高的领导人。诸位或许还记得，早在刚进入最高权力中枢不久，他就“发表”了自己的“施政纲领”。在六条政纲中，第一条就是“省议论”。他声言：“多指乱视，多言乱听”，大家最好不要七嘴八舌，领导怎么说，大家就怎么说、怎么干，否则的话，轻则没有效率，没有心思干事；重则搞乱人心，影响稳定。

毋庸讳言，张居正主张政治上要独裁、决断，思想上要统一、纯洁，即“好以己意见责望天下，欲令打成一片，不计异同”。

体制内就不用说了，干部队伍都听领导的，天经地义；体制外也不能有杂音，必须把思想统一到领导人的认识、决策上来。在张居正看来，能不能统一思想，往小里说，关系到施政是不是顺利、效率是不是提高，他所主持的伟大复兴事业能不能顺利推进；往大里说，关系到孔孟主义、程朱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不是能够保持并巩固，关系到人心是不是自觉服从“皇和政府”的领导，关系到政权是不是稳固，关系到社会是不是和谐稳定。所以，统一思想，做到舆论一律，就成为张居正要抓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可是，张居正生活的时代，商品经济繁荣、社会多元化、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已然形成。一个时期里，国家政治宽松，学术相对比较自由，各种流派、观点纷纷涌现，结社、出版、集会（主要是讲学和研讨会性质），似乎不大受当局的干扰，大家都习以为常。甚至执政者如严嵩、徐阶、李春芳等都对民间讲学活动持支持态度。作为指导思想的孔孟主义、程朱思想受到质疑甚至挑战。就连张居正本人对儒家意识形态、对孔孟程朱那套说教，也未必心悦诚服。当然，为了考试，不得不死记硬背；为了权力，不得不天天捧为神圣。仅此而已。

问题是，对官方意识形态，领导人内心可以不信，行动上可以背离，却不允许别人公开说不信那一套啦！或者自己又创立什么新学说，并且按照这样的学说对时政指手画脚。领导所要求的，是要用自己所理解的那套意识形态统一思想，不允许有不同声音，更不允许有反对领导的声音存在。

未雨绸缪也好，见微知著也罢，反正凡是在张居正看来有可能聚集舆论力量，议论时政、批评领导的，就是他打击的对象。目的是加强对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的严厉约束，用高压手段、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，来钳制思想言论，强迫知识分子就范！

开展这方面的工作，除了体制内以整饬吏治的名义，以人划限清洗、打压“议员”及其他反对自己的干部外，主要措施有三个：

一是强化对学生的严厉约束。大明帝国的科举考试重视学校教育，学生也是有身份、有补贴的，同时具有了参加选拔举人考试的资格。这个群体应该是珍惜机会的，但是大概是受到理想主义说教影响比较大，棱角没有磨去，年轻气盛，总想以天下为己任。历史证明，学生是不稳定因素，而且一旦学生们起来闹事，还不好下狠手，否则领导的名声也就完蛋了。张居正对此很敏感、很清醒，防患于未然，遏制于萌芽。他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，严格规定学生不能过问政治。如果编造歌谣，不管学习好不好、品行怎么样，一律立即开除。比如明文规定“天下利病，诸人皆许直言，惟生员不许”，倘若学生“其事不干己，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者，议论官员贤否者，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，以行止有亏革退”。如果聚集到一起“闹事”——比如要求与官方对话啦、争辩啦、提出诉求啦等等，为首者要发配，相从者开除。

为了让学生珍惜机会，也为了削减教育经费，张居正下令压缩学生名额。建国初期规定府学40人、州学30人、县学20人，后来又有所增加。张居正却下令压缩，规定“大府不得过二十人，大州、县不得过十五人，如地方乏才，即四五名亦不为少”。在实际执行中，又有明确的指向，压缩名额多的就会受到提拔。如“浙江提学乔某以沙汰数多而显擢寺丞”。下刀狠、砍下来多的，破格提拔，有些教育官员就不免从严执行政策啦，以致“督学官奉行太过，童生入学，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”。

此外，还规定教育官员要负起责任，加强巡视、强化管束，否则追究有关干部的责任。

二是严禁讲学、查禁书院。讲学是大明帝国政治宽松后出现的一种变相集会、结社活动，书院是民间讲学的一个重要场所。讲学的内容、参与讲学的人员，可说是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。有的真是传播学术乃至思想的，有的甚至是创收的。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，书院“大大改变了以科举为中心的学术领域的方向，给学术与思想吹进了自由之风”。有中国学者也认为，“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，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，是明代社会转型的一部分。这无论在思想史上，还是在社会史、政治史上，都已大体得到共识”。

不言而喻，这样的自由之风，对统一思想、控制言论是非常不利的。更让领导不安的是，在讲学过程中，非议指导思想，议论朝政，甚至恶毒攻击“皇和国家”领导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有些书院和讲学领袖名满天下、徒弟众多，大有一呼百应之势，对政权形成隐形威胁。

这怎么行呢？作为对江山社稷、朱家政权肩负重大责任的领导人，张居正断然下达了禁止讲学、查禁书院的命令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圣贤以经术垂训，国家以经术作人，若能体认经书，便是讲明学问，何必又别标门户，聚党空谭。”因此，禁止讲学，“不许别创书院”。就是说，孔孟主义、程朱思想博大精深，永远学不够、学不完，学习他们的经典著作足矣，还用得着标新立异讲学？当然，他在私人信件里对禁止讲学、查禁书院的原因说得更直接，讲学是变相结社，“徒侣众盛，异趋为事，大者摇撼朝廷，爽乱名实，小者匿蔽丑秽，趋利逃名”。

客观上说，张居正这样做有把过去尚空谈扭转为干实事的考虑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有把官场风气以切磋理论为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意思。当然，更多的还是试图遏制多元化趋势，维系并强化文化专制、个人专权的考虑。

不过，张居正的这一举措，并没有得到较好的贯彻。不少地方领导站得不高，看得不远，总觉得干这事似乎不太妥当，磨磨叽叽敷衍塞责。

张居正很生气。尤其是一些讲学积极分子、书院领袖，公开和张居正叫板，对他的一些作为提出严厉批评，对他禁止讲学、不许别创书院的政策更是冷嘲热讽。那好吧，你们不是说“不许别创书院”的政策坏吗？就给你来点儿“好的”：不仅不能再建新的书院，而且原来创办的书院，一律查禁，没收、焚毁！按照他在给陕西教育负责人的信件中的话说，必须对讲学、书院“斩草除根”！

看看谁说了算！

这次，张居正不允许执行中再犹犹豫豫了，他批评各级地方干部“宁抗朝廷之明诏，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；宁坏公家之法纪，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”。办不办？办到办不到？不办的，滚蛋！办不到的，挪地方！

风声鹤唳，杀气腾腾，鸡飞狗跳。

效果不错。书院毁了，讲学散了，那种在当权者看来乱七八糟的声音消失了。

三是杀鸡给猴看，以杀罚立威。统一思想、控制舆论，看似是文化上的事，实则是政治上的事，甚至是要动用专政机器的。因为要统一思想、控制舆论，对那些标新立异而又不愿接受改造者，必须打压，必要时还要流血，以此警示社会：独立思考、公开表达违背指导思想的言论者，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！所以，像“异端”思想家、讲学的领袖人物何心隐就不能不杀了。像体制内热衷讲学的几位著名人物，就不能不开除出干部队伍，甚至给予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压了。

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，统一思想、控制舆论的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高压、铁腕似乎就能够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。

但是，事实却不是这样。思想问题靠专政机器解决，虽有一时见效，但代价太大，长远来说，这样的代价，国家也好领导人也罢，是支付不起的！关键是不能持久，口服心不服，这样的局面更可怕！

韦庆远先生说，“专门恃持权力以强加给社会的任何政策，从来都是无法持久的”。张居正身死以后，书院复兴、讲学更甚，说明“采取高压手段将之封闭禁绝，实际上是行不通，而且是不得人心的”。有学者也说，“禁止讲学，禁毁天下书院，就是与进步潮流相逆动”。逆历史潮流的事，怎么可能持久呢？迷信权力，满足于一时的思想统一、舆论一律，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。